沈溪在居庸关内优哉游哉征调军械物资时，长城西段的三边地区，各边关要隘驻防的大明官兵日子却非常不好过。
随着三边重镇延绥镇沦陷，宁夏卫、宁夏后卫与山西镇、大同镇之间的联系被切断。
榆林卫城的失守，致使绥西一代长城边关要塞龙州城、清平堡、威武堡、怀远堡、响水堡、鱼河堡、归德堡、双山堡等边塞堡垒全线崩溃，刘大夏的中军被迫撤过黄河，在东岸渡口驻兵防守，通过黄河天堑来防止鞑靼人东进。
刘大夏调兵遣将，屯兵于河曲、保德、兴县重要渡口，堵住鞑靼人自榆林西进的步伐。
但鞑靼人非常狡猾，自榆林、米脂南下，在绥德以北过无定河，一路向东，在吴堡渡过黄河，半个月后出现在永宁州，一路攻破城池，然后顺着离江河谷直插岚县，威胁兴县后背。
刘大夏收到急报，一方面命令汾州卫固守黄芦岭关，太原卫则加强两岭关、天门关防守，另一方面不断调查鞑靼人动向，防备鞑靼人主力继续北上，沿着汾河河谷，走静乐、宁化所、宁武所，破宁武关到山西，威逼京畿。
刘大夏统兵经验只能说是一般，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在弘治十三年一举在榆溪河北岸歼灭鞑靼主力，导致鞑靼发生内乱，从而改变大明边塞的格局，使得大明转守为攻，赢得几年和平发展时间。
随着鞑靼人东进，刘大夏原本驻军于保德，策应南北两翼的兴县和河曲，但随着兴县腹背受敌，他不得不放弃兴县，率部向东退往宁武关，准备堵住鞑靼人北上的线路。
刘大夏想的是确保太原镇和大同镇的绝对安全，阻止鞑靼主力肆虐山西腹地，只有在消灭渡过黄河东岸的鞑靼人后，才能挥师进入陕西，汇合三边兵马重夺榆林卫周边城塞，将入寇的鞑靼人歼灭在大明国境内。
当然，这只是美好的愿望，事实上刘大夏一退再退，手底下的兵马和钱粮损失异常惨重，当刘大夏撤退至八角所时，他出塞追击鞑靼人所率八万兵马，如今已只剩下三万余众，剩下的要么战死，要么当了逃兵。
如今西北各路人马在鞑靼人持续不断的骚扰下，根本就无法形成合力。
刘大夏此时对于各方情报知之甚少，因为黄河两岸崇山峻岭，行走不便，少量官道却有鞑靼骑兵出没，导致保德以南、以西地区，信息基本上隔绝，而大同镇方向也有少量鞑靼骑兵出没，以至于刘大夏中军的情报传不出去，京城的消息也难以传到军中。
刘大夏几次派出斥候查探情况，但大多数都有去无回。
如果是沈溪领兵，这个时候便会果断回师大同镇，先把与后方中断的联系通道打通再说，把混进大同、宣府等地的少量鞑靼骑兵彻底铲除，然后再想办法收复榆林卫。
但刘大夏担忧自己兵败被朝廷责罚，想的是如何将功补过，一心对付眼前的强敌，对于其他事情就不那么在意了。
“刘尚书，已派多批人马前往榆林卫一线刺探，仍旧不知保国公所部下落，恐怕……凶多吉少！”
宁武关以西的八角所，此时撤兵至此的刘大夏，正在升帐议事。
整个中军大帐一片死气沉沉，每个将领都是灰头土脸，连日来的溃败已让这些生平自负的将领没了往日的风光，现在已不单纯是边关丢几座城池的问题，而是战火已经烧到了山西腹地，大同、宣府同时告急，在场一干军将，很可能遭到朝廷的责难。
这一切的根源，便在于战前的轻敌和战时的冒进。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大明官兵开战前都认为鞑靼已不复当年之勇，既然弘治十三年可以战而胜之，鞑靼又经过数年内乱，现在应该跟软柿子差不多，官兵们甚至连如何防备瓦剌和兀良哈等部族来抢夺战利品都想到了，就是没料到鞑靼人会主动出击。
这既是决策层的失败，也是前线将领准备不足，等到失败后人们才猛然发觉，鞑靼人的骁勇善战没有变，大明边军善守不善攻的状况也没有变，改变的仅仅是他们原本谨慎到如今骄纵的思想。
刘大夏麾下大将、榆林卫卫指挥使扈凌，这些日子在刘大夏身边鞍前马后效劳，多次拯救刘大夏于危难，刘大夏对扈凌非常欣赏，他认为扈凌多加培养有比肩诸如李靖、徐达等名将的潜质，可惜自己如今已经失去提拔重用的机会，等到大军班师回朝肯定会要人为之前的惨败背书，而他作为三军统帅怎么都脱不了罪责。
当扈凌提到保国公朱晖，刘大夏一肚子气，他兵出榆林卫，向鞑靼人发起追击，结果在屈野川以北中了鞑靼人埋伏。
跟弘治十三年差不多，这次情况还没上次那么危急，鞑靼人忌惮大明新式火器的威力，不敢强攻，刘大夏且战且退，结果刘大夏撤兵回到外长城时发现一个令他哭笑不得的事情，榆林卫城居然在他撤兵回来前一天便失守了。
城中有两万多兵马，还有佛郎机炮助阵，榆林卫又是出了名的坚固，保国公朱晖到底是怎么让这样的坚城失陷的，刘大夏到现在都没想明白。
正是因为榆林卫失陷，刘大夏只能转道别处，沿着长城内侧向东撤退，结果被鞑靼人一路追着打，榆林卫周边要隘全部失守，大明门户因此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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