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磐是首相，位高权重，他一挑头，党羽都跳出来，一窝蜂地指责宗干宗弼两兄弟。这兀术打了败阵，说话不硬，很是被动。但就在这种困局下，他还是坚持，积蓄力量，再图襄汉。除了襄汉，你夺取任何一个地区，都不会导致赵宋迅速败亡。
宗磐最终占了上风，他让金使借出使江南，给赵宋太皇太上皇贺寿之机，转达和议的意向。七月，金使归国，报告了南方也有意和谈的意见。宗干宗弼两兄弟见事已至此，反对已经没有意义，但他哥俩打着另一副算盘。如果议和，有一个地方绝不能还，就是陕西。不过，考虑到此番宋军战胜，江淮可以还给他们，另外，整个河南也可以还。
赵宋的故都东京不是在河南么？咱们把河南全境还给他们，那据守襄汉的宋军是不是要分兵出来驻守？过个一两年，老子从河北大举南下，看你分散了兵力还怎么守襄阳！
他两个一撺掇，宗磐还真就打算把江淮和河南两个地区归还，作为和谈的条件。但明显，赵宋得付出代价，首先就是称臣，不再是什么伯侄，爽快的，就是君臣，然后就是进贡这些。
就在金国派出高规格使团南下时，陕西已经箭在弦上！
至六月止，西军所需粮食、草料、军械、饷银，已经全部运送到凤翔府。为了支持西军东进收复旧地，川陕两地数十万民夫日夜辛苦劳作。那嘉陵江边，光着膀子拉纤的汉子，从早到晚络绎不绝。进了汉中，驴车、骡车、独轮车，遮道而行，终日不绝。
因为赶时间，又因为劳动强度大，这些民夫累死道旁的都不少。而且徐处仁为了保证胜利，在财政能够应付的情况下，还冒着横征暴敛之名，预借了四川两年赋税。要知道，在历史上，预借赋税，绝不是仁政所为。
四川供养西军，已经够辛苦了，现在还来预借两年，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现在，四川又出钱，又出粮，还出人力，按说矛盾应该比较尖锐。可事实是怎样？
怨言肯定有，但是从宣抚处置司下令动手，到六月为止，没有出现过任何民变和抗拒的行为，也没有任何一支民夫队伍逃亡，或者说误期。因为四川的人民虽然深居内陆，在天府之国养尊处优，但他们明白，川陕是唇亡齿寒，西军征战，不但是为图恢复，更是保全四川。
四川作为人口密集，物产富庶之地，在抗金中应该肩负的责任，较其他地区尤大。基于爱国情怀，更本着护陕保川的观念，川人纵有怨言，也戮力而为。
目睹此种情况，川陕最高长官徐处仁深为感动，他在给徐卫的私信中称，川陕两地人民为战事付出极大努力和牺牲，你如果不能战胜，首先对不起朝廷，其次对不起我，最后，你也对不起川陕父老。
徐卫能感觉到的压力，就已经如此之大，更不用说，他还有不知道的。在江南，在行朝，本来是有人要阻止他这次反攻的。但通过各方努力，朝廷没有干涉。他如果战胜，那不用说，上到他和徐处仁，下到普通士卒，都有大功于国家。如果战败，他一个，徐处仁一个，绝对要出来顶雷。
紫金虎深知责任重大，不敢丝毫马虎。五月，他以宣抚副使，制置使身份发出命令，令熙河、秦凤、两兴、永兴四个帅司的主力赶到京兆府集结，作为西军兵力最雄的泾原帅司，则出动精锐，进入庆阳府，准备从保安军出境；环庆帅司也调动部队，增强坊州防务。
到六月下旬，光京兆府一地，就集结西军精锐八万，其中步军六万余，马军一万七千骑。泾原王禀徐成两位帅守，出动三万五千精兵，进入庆阳。环庆刘大帅，也出动一万四千部队。
加起来，西军此次可谓精锐尽出，合计步骑十三万！如果再算上配合正军作战的乡兵义勇，徐卫此番足足动用了二十几万人马！要是再算保障后勤的民夫，那数字就没边了。
西军如此大的动作，早惊动了陕西金军的统帅韩常。在五月的时候，他就预感到事情不对头，及至六月，他的细作探到西军在京兆府大规模集结。韩常据此判定，西军要反攻了。这位陕西金帅寝食难安，一面告诫各处部队严防死守，一面火速向金廷报告，请求驻扎在河中府的金军进入陕西。他直言，仅依靠黄河以西的金军，要挡住徐卫，恐怕不容易。
在金廷还没有回应的时候，心急如焚的他再次上奏，称陕西战局已经不可避免，求朝廷速发援兵。
然而，他的奏本送到燕山府时，正碰上宗磐主持朝政，要跟南方议和。宗磐认为，南方已经表达了愿意和谈的趋向，不太可能大举进攻，这也不符合南朝一贯的作风。但为了谨慎起见，他还是同意河中府的金军进入陕西布防。
但是，河中府的金军现在在干什么？剿匪。
河东义军早就收到徐卫的命令，让他们在开春以后，于各处发动攻势，牵制河中府金军。其中，太行山的义军和活动于泽州隆德府一带的红巾军，动作最大。四出进攻州县，发出的号召是“三晋之地，凡秃头结辫，敢执兵仗者杀！”这几乎跟历史上有名的“杀胡令”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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