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律元术见他如此自信，倒也放下心来。尽管，契丹人对南朝印象不怎么样，对宋军的印象更不怎么样。但几次遣使到陕西，又时常通过党项人得到消息，所闻所见都证明，西军今非昔比了。皇帝之所以下定决心，摒弃党项，联盟南朝，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知道西军一举收复全陕，将金军驱过黄河。当然，后来西军竟然还插手西夏事务，这更让皇帝刮目相看。
又说一阵，耶律元术话锋一转，提起了一件事情。
“徐枢密，宋辽从前是兄弟之国，今番再度联手，一直是通过枢密相公。我主的意思，此番我来，一是拜会相公，二是看是否方便，去一趟江南？”
正如他所说，一直以来，大宋和契丹之间，都是通过陕西在联系。以至于耶律大石都在疑惑，宋辽两国之间的事务，是不是陕西长官说了就算？不用经过宋帝？上回萧朵鲁不来，曾经隐晦地问及过此事，得知是因为徐卫有“便宜行事”的权力。
耶律大石听后，便吩咐出征文武，去拜徐卫时，看有没有机会去一趟江南，也见一见宋帝，这样更稳妥一些。
徐卫反应很快，立即答道：“这是自然，就算尊使不提，我也会安排。徐卫虽然受天子命，镇守地方，但终究是臣子。朝廷授予我便宜大权，原本是为救急。宋辽相逢一笑泯恩仇，此等大事，当然要由圣上和朝廷最后定夺，岂是徐某敢擅权的？这样，你一路也辛苦，且在兴元歇息两日，我尽快安排，如何？”
耶律元术大喜，执礼道：“如此，就多劳枢密相公费心了！”
“客气，今天晚上，我设下宴席，替各位接风洗尘，也预祝贵我两朝能击败强敌，鼎定天下，再续兄弟之谊！”徐卫笑道。
“好！在下一定到！”耶律元术喜道。
随后两日，徐卫尽量把公务排开，专门在家里只作一件事情，写奏本。他虽有便宜行事的权力，但更有事后报备的意义。关于结好党项，联络契丹这些事情，虽然一直是由他主持，但也都向朝廷报备过。
只不过，那是例行公事，不算详细。而朝廷大概也没有太过重视这回事，可能杭州那帮人认为这事不太靠谱吧。这一回，趁着契丹使者去江南的机会，他必须把这件事情详细说明，这样才不至于让赵官家和六哥一头雾水。
奏本写好之后，他用枢密院专门的红字牌加急发往行在。宋代的官方通讯，皇帝的诏命要用金字牌传，而且上面写明“御前文字，不得入铺”；接下来，就是枢密院的青字牌；再下，就是地方各司用的银字牌。御前金字牌，规定一昼夜行五百里，枢密院青字牌，一昼夜三百五十里，而银字牌就从来没到过一昼夜三百里。徐卫现在带着“知枢密院事”头衔，所以他可以用青字牌来传递消息。
送出奏本以来，他又安排耶律元术前往杭州。紧接着，一道军令发到熙河帅司，命令姚平仲发兵收取西凉府，同时派陕西转运司的转运判官，权充军前转运使，负责协调粮草。至于他自己，这回就不去了，你作为军事统帅，发手下大将打仗，没事就亲自去，这让底下人认为你不信任他。
却说杭州方面，在平息了政变以后，朝中开始了清洗。凡是跟太上皇有瓜葛的官员，都受到处置。严重的，如黄潜善、王宗濋、罗汝楫之流，丢了性命。次之如王次翁等辈也除名编管。剩下的那结，不是贬谪，就是安置。
徐六升为次相，他借此机会，捎带着把一些没有参与此事，但却极力主和的官员排挤出朝，纷纷下放到地方上任职。他这个作法，受到了台谏激烈的批判。宋代政治较为开明，其中一个最主要的表现就在于言路的畅通。御史台虽然只是一个监察机构，既没有行政权，也没有司法权，更不用说兵权，但上到皇帝，下到百官，没有人敢对台谏掉以轻心。罗汝楫为什么敢上窜下跳，大放厥词？因为他是言官，可以风闻言事，而且不因言获罪。
宋代名臣包公包拯作言官时，为了反对皇帝提拔张贵妃的伯父为宣徽使，数次直谏，宋仁宗不为所动，坚持己见。包拯火了，撺掇整个御史台的官员，在下朝之后，截留满朝文武，当着百官的面，激烈地反对皇帝的作法，甚至公然说张贵妃伯父是“盛世垃圾，白昼魔鬼”，说到冒火处，包拯是越走越近。
当着朝臣的面，皇帝也不好发作。包拯又是他信任的臣子，于是皇帝退步了，以商量的口吻道：“既不作宣徽使，改作节度使如何？反正节度使是粗官。”
仁宗的本意是说，节度使在我大宋，已经不如唐末五代那样把持大权了，而且多是授给武臣，被那些带兵的粗人视为最高荣耀来追求，所以称为“粗官”。
哪知这句话捅了马蜂窝，包拯怒火冲天道：“节度使太祖，太宗都作过，恐非粗官！”他这一激动，唾沫星子溅了仁宗一脸。廷辩结束回到后宫，皇帝的爱妃上前询问是否替她伯父要到了官职，仁宗气不打一处来，一边用袖子擦脸，一边责怪道：“你就晓得替你父要宣徵使，宣徵使，你可知道包拯是御史！你看看吐我这一脸的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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