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阶平时总是闻言细语，从不着急，此刻竟罕见的大发雷霆之怒，倒把张居正镇住，缩缩脖子，不敢再逞能，小声道：“学生都听老师的，不再乱逞英雄了。”
“唉，太岳啊，”徐阶叹口气道：“对于一个立志做大事的人来说，胸中必须常存浩然正气，不然就没法超脱自我小家，站在更高的立场上看问题，这是对的。”说着声音严厉道：“但你给我记住，从今往后把你的正义感给我守在胸中，不许挂在嘴上，整天喊打喊杀，动不动就要跟人家拼了，这样的举动与莽夫何异？!”
张居正赶紧恭声受教，不敢有丝毫反驳。
徐阶这才消了气，扶着椅背起身，走到大案后面，打开抽屉翻了一会儿，找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袋，走到张居正身边道：“这是当初拙言交给我的材料，也不知他通过什么途径，弄来的宣大那边的材料，但我看过，确切无疑，童叟无欺！你把这些东西设法转交给吴时来，告诉他，只弹劾上面有名的，不许弹劾别人，不然就可能功亏一篑，而且他们的处境就危险了。”
张居正接过来，轻声应下道：“我知道了，这就去送给他们。”
“你不要亲自去，想个隐蔽点的法子吧。”徐阶道。
“现在四处都是东厂耳目，”张居正道：“学生的一举一动，都被他们盯着，什么法子都不隐蔽。”
“哪怕是欲盖弥彰，该隐蔽还是得隐蔽。”徐阶摇头道：“被人猜到是你给他们的，和被看到是你给他们的，截然不同。”
“是。”张居正点头应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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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居寺胡同内，一栋普通的民宅中，住着一个普通的年轻官吏，他叫吴时来，字惟修、号悟斋，浙江仙居人，嘉靖三十二年的进士，今年刚刚三十出头，现任刑科给事中。
他七岁能诗文，有神童之称，县试、府试、院试均占鳌夺魁，跟沈默一样，取得了小三元，中进士的时候，年纪也不大，仅二十五岁，但因为没有取中庶吉士，宦途可比那位老乡不顺多了，到今年已经是出仕的第九个年头了，却还是一名小小的刑科科员，连科长都没混上……六科都给事中，被尊称为‘科长’，他们这种给事中，就是科员。
眼看着自己已经迈入而立之年，还寸功为立、等闲蹉跎，吴时来便深感无奈，时常与两位好朋友，刑部的主事董传策和张翀一起喝酒浇愁，除了吟诗作赋这些必备项目之外，自然少不了大骂官场的腐败，叹息天下百姓的痛苦。
但三人只是微不足道的芝麻绿豆官，似乎除了发发牢骚，只能是酒足饭饱各回各家，然后继续没有希望、没有意义的一天天。
这一日，三人又聚到吴时来家喝酒，一直到月上中天才席终人散。吴时来送两人到门口，看着他们晃晃悠悠消失在胡同口，才转身关门上闩，往屋里走去，准备洗洗睡了。
谁知刚走到院子中央，便听南墙根处，发出噗通一声。吴时来有些奇怪，便借着月明走过去，一看竟是个包袱。他感到有些奇怪，谁把包袱扔我家干嘛？便弯腰捡起来，哎呦还挺沉！
他费了些劲儿，才将那包袱提进屋子里，搁到桌上打开，只见一团旧衣物中间，夹着一个厚厚的牛皮纸袋。
这时候，吴时来的酒全醒了，看着那厚厚的纸袋，他心中升起强烈的预感，一件大事将要在自己手中发生了。深吸口气，将那纸袋的封口裁开，便露出一摞厚厚的纸张来，
吴时来在灯下仔细观看那卷宗，只见上面详细记载了，今年八月，鞑虏俺答入寇大同，宣大总督杨顺掌二十万边军，耗国帑十之七八，却唯恐战败问罪，竟眼看百姓惨遭奸淫掳掠，竟能按兵不动。直待鞑虏满载而去，方才遣兵调将，装模作样的追击起来。
当看到那杨顺唯恐实情泄露获罪，竟密谕将士：‘搜获避兵的平民，将其斩首以充鞑虏首级，解往兵部报功！’时，吴时来不禁目眦欲裂，低吼一声道：“狗贼敢尔，胆大包天！”又看到宣大御史路楷，接受杨顺贿赂七千两，不仅不将实情上报，还想方设法帮他蒙混过关。
“是可忍，孰不可忍！”吴时来拍案道：“这杨顺、陆楷如此无耻，对鞑虏软弱、却拿百姓顶账！焉能留此等孽障继续为害！”当翻到最后一页，只见字体一变，却是某人的留言：‘不为私怨、但为公愤，只劾杨路，莫问他人，留得青山、才有柴烧。’
虽然这字体很陌生，但他一看就知道这是张居正所写，因为那封血书并没有给别人看过。‘看来是阁老下令了！’吴时来心中一阵激动，便想立刻去找董传策和张翀，想和他们商量上书的事情，但看更漏已经是三更天了，只好等到天亮再说。
吴时来自然是一夜无眠，他坐在桌前反复琢磨，最后改变了主意，这种上书凶多吉少，何必要三人一起赔上，还是自己一个人来吧，家小也有人照顾。
最终下定决心，瞒着那两个人，自己上书！便沐浴焚香，而后重新阅读材料，写一本字字如惊雷的弹劾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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