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康当初知道这个组织的时候，也觉得他们很怪。或者说，具有紫帐汗国独特的、那种“混搭”式的风格。
当然，其中有些观点，哪怕在他这种不怎么虔诚的信徒看来，都足够离谱——比如一些比较激进的教士就认为，其实全世界都是汉语的方言。只不过离得太远，分离的时间太长，才成了现在这种看起来完全不相关的情况。
但即使如此，还是有人顺着这个思路，考证古代的语音。
通过查找古时候塞里斯的韵书，他们还真的发现了痕迹：比如“父”这个字，据文献的记录推测，上古汉语里头应该念“巴”。而对照这个发音，就不难发现，其他很多地方都是如此。
比如在教会中，经常使用的父亲一词，就被称为“pp”，不管是希腊语还是拉丁语，乃至日耳曼蛮族们的各种语言，都是如此。直到现在，神父们还是在用这个名字，连罗马主教都用它作为自己的称呼。想来，这个词应该就是源自汉语，在流传的过程中发生了轻微的辅音变化，形成了现在的样子。
教士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不过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文字的重要性。
为什么“父”、“母”这样的词没有变化？因为人都是爸爸和妈妈生的。这个概念过于基本，所以即使这么多年下来，也没有明显变化。但其他词汇，可就没法保证了。
如果没有文字作为锚定，那一旦遇到变动，大家别说交流，连现在的经书都看不懂了。
这也不是危言耸听。
在地中海东岸，人们有时候会发现古代的遗址，那些人用一些奇怪字母进行书写，笔画像木楔一样。有人推测，这是古希腊人记录中，被亚历山大覆灭的波斯帝国的文字。
然而，现在根本没有人认得这些东西了，连波斯人自己都不认识。因为中古时代的波斯语，换了套更新的字母，结果直接把之前的字符给忘光了……
波斯人算是传承比较久远、积淀比较深厚的文明了，其他人的情况还不如他们呢。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他们认为，不管是什么典籍，最好都以汉字为原本，进行统一记录。需要使用的时候，再根据不同方言，采用便捷的通俗体注音符号，方便给信徒讲解。
郭康其实觉得，他们这个理论并不怎么经得起推敲。
比如，因为不同语言里父母发音一样，就说都是汉语衍生的，这个就很牵强。这个观察结果，无法证明“希腊语和日耳曼语都来自古汉语”，最多只能说明“希腊语、日耳曼语、汉语有共同的源头”。剩下的，都是强行论证了。
他们的理论能流行开，与其说是符合逻辑，不如说是合乎大家的需求。
毕竟，这年头，要是通过这种“妈妈生的”理论，论证日耳曼语是汉语后代，汉人觉得教化遍布四方，日耳曼人觉得攀了高枝，虽然很牵强，但大家都很高兴；
但要是就此论证，说汉语是日耳曼语后代，那汉人会觉得这是骂人，日耳曼人也只会觉得有人故意讽刺他。大家都不喜欢，自然也就流行不起来了……
郭康一开始，觉得这挺讽刺的。不过后来想想，其实也挺好。
虽然理论并不合乎传统教义，对语言学的理解也和现代研究结果完全不一样，但人家不仅目的是好的，具体执行的时候，也确实做了很多好事。像这样的组织，已经很难得了，还能要求什么……
最大的问题是，这种理论虽然广为流传，也完成了一系列论述，但是，在他们构建的理论大厦上空，依然有两朵虽然不大，却不容忽视的乌云。
其中一个，还是郭康自己搞出来的。
他当初心血来潮，给义父提议，把一些无所事事的希腊老贵族，送去克里特岛考古。结果义母听到了，觉得很有意思。在她和外公的推动下，这件事居然真的成了。
结果，这些年，老贵族们真的陆陆续续挖出来一些东西。有些古代的陶片上，就有完全不认识的古老字母，连最博学的学者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目前，他们只能估计，这是比古典时期更早的时代，人们留下的记录。只是现在，希腊人早就放弃这种书写方式了，所以也就没人还认得了。
这个项目之后也在一直持续，甚至就这几年，他们都还在不断找到新证据。
而克里特岛上，按郭康的记忆，是真的可以找到象形文字，进而验证象形文字如何向字母文字发展的。
如果这套与中原不同的象形文字被发现，“万物起源塞里斯”的理论，估计就会被戳破了。
而相比这个，还有一朵更近的乌云，就是在埃及。
埃及那边，至今都有很多远古时期的遗迹。古时候的国王们修建了大量的陵墓、神庙、纪念碑，很多至今都还留在地表，到地方旅行一圈，就能一眼看见。
古希腊人把这些古代国王称为“法老”，意思是巨大的宫殿。大概就和中原人称呼陛下一样，不直接称呼本人，而是用建筑作为代替，以表示尊敬。
古希腊和古埃及来往密切，受到他们那边文明的很大影响，所以连着这个称呼也学了过来。
而法老王时代的遗迹里，就有很多明显是象形文字的东西。这种痕迹太明显，而且数量也非常多，肯定是无法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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