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沈有些顾忌的道：“我等不收那几乎在一时间祸害三国的当百大钱尚可，只是若我等再铸些当百大钱来坑害百姓恐有不妥吧？”
黄狗儿插话不以为意的道：“这有什么的，不管是陛下还是蜀中的世家大族，那怕是诸葛家还是相司马氏这样的蜀地新贵亦是如此，
诸位若是有了上好的铜或铜钱大可如此去做便是，到时只有给我稍微分一点便是，保汝等无事。”
王沈会意笑着道：“这是自然，这点规矩还是懂的，到时还请中贵人在宫中多多帮衬啊！”王沈心道，这靠山竟然来的这么容易，
所谓货币战争，顾名思义就是通过货币的发行，即以货币为武器来打击敌对一方的货币，并套购其战略物资，目标是从经济上打击、削弱对方，同时增强壮大自己的实力。因此，从本质上讲，货币战争属于经济战的范畴。
它能够成功实施必须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所发行的货币能够流通到对方国家；二是所发行的货币能够在对方市场上取代对方的货币。也许刘备主观上并没有发动货币战争的想法，但客观上确实产生了这样的连锁反应。
第一点，即货币流通到对方国家，实际上这很容易做到。当时魏蜀吴三国政治上虽然是分裂的，但是经济上却是一体的，使用的都是同一种金属货币，就是东汉遗留下来的五铢钱，因此可以互相流通，相互使用，并且无障碍。
关键是第二点，这涉及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原理，说的是当市场上有两种实际价值不同的货币同时流通使用的时候，实际价值高的货币，即良币，必然要被迫退出流通领域，而实际价值较低的货币，即劣币，反而会充斥市场。这就是着名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理论。
明白了这个原理，我们再来看刘备大量铸造的直百五铢钱，除了可以从本国老百姓手中聚敛财富，这些虚值大钱流出国界之后，对东吴和曹魏两国的货币市场同样也会造成巨大的冲击。
因为刘备的直百五铢钱一枚相当于一百枚五铢钱，毕竟当百大钱的名头可不是白来的，这就使得那些使用原来五铢钱的人损失惨重，他们就会将手中的五铢钱藏匿起来不用，而使用刘备的直百五铢钱;或者是将原来的五铢钱销毁改铸成直百五铢钱。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
总之，不管怎样，最终的结果都是，直百五铢钱在市场上驱逐了原来的五铢钱。这样，刘备通过大量发行他的虚值大钱，客观上达到了取代对方货币、套购对方物资、最终破坏对方经济的目的。
面对刘备发行虚值大钱、咄咄逼人的货币贬值政策，魏、吴两国是如何应对的呢？下面，我们先来看看魏国的情况。
魏国地处北方，自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以后，社会经济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货币经济日益衰落，后来在董卓铸造的减重小钱的冲击之下，货币经济被彻底地摧毁了，基本上退回实物经济状态，公私都很少使用货币，而是使用稻谷、绢帛作为交换的媒介。
曹操统一北方之后，借鉴“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的经验，为了增加粮食收入，保证军需供应，大力提倡屯田，使社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
曹操初步安顿了北方之后，于建安元年（196）迁都许昌，被汉献帝封为名义上还存在的东汉丞相。
于是，他亲率大军南下征讨刘表、孙权，希望能够实现统一，结果在赤壁被周瑜率领的孙权和刘备的联军打败，败得很惨。
当时，曹操为了筹集粮草，在北方恢复使用五铢钱，但是他恢复使用的是旧钱，还是另外铸造了新钱，正史中没有记载，私家的记述又都相互矛盾。
曹操实际上在洛阳开炉铸造过钱，他本来是想以此整顿币制，取代董卓留下来的恶钱，重新恢复使用货币，借以安定社会，提振民心，也便于他调配社会资源，加强管理。
但是，汉代在洛阳、长安的两大造币中心先后都毁于战火，被那该死的董卓给毁了，两汉积累下来的铸钱技术也都失传，因为缺乏技术上的支撑，曹操所铸造的五铢钱虽然重达三铢，
但是铸工低劣，并不比董卓的恶钱好多少，作价却比董卓的恶钱还要高，因此并不受欢迎，只能被封存在府库里。
公元221年，魏黄初二年，蜀汉章武元年也就是刘备东征孙吴的当年，曹丕也曾于三月份下令恢复使用五铢钱。
这是因为他准备征讨东吴，恢复使用货币主要是便于从社会上筹集所需要的军需物资。
曹丕向社会上投放的货币，就是曹操当年存入府库中的钱。
后来因为吴蜀之间爆发了夷陵之战，曹丕希望它们相互消耗，所以并没有出兵伐吴。
这时，蜀国的当百大钱开始大量流入魏国境内，使得曹魏的五铢钱被逐出了市场，市场上流通的都是蜀国的虚值当百大钱，谷物的价格开始大幅攀升，并被蜀国商人大量套购运走。
曹丕一看形势不妙，就“以谷贵罢五铢钱”，继续“以谷帛为市”。意思就是以粮食价格太贵为理由，废除铜钱，又恢复使用实物货币。但是，以谷帛为交换手段的弊端很快就暴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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