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叫：“排异反应”。
其实，中国的保守，大多数时候，只集中于“制度”层面；“器物”层面，对外一向是开放、包容的。
中国的器物文明，兼容并蓄，有无数的外来因子。这个传统，直到明末，都没有发生实质改变。
晚明的士林，对“格物”、“火器”、“兵学”，都有浓厚的兴趣。后人很难想像，那个时候的儒生，居然有许多人醉心“设计火器”和“研究战法”。纸面上的“新式火器”层出不穷，“新战法”也时有所闻。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对满洲的军事失利不断，人们希望依靠新式武器扭转战局。
一个是，彼时，东西方文明开始发生直接的碰撞，中国人开眼看世界了。
当然，没有基本数理知识和工业经验打底，这些设计，“新式火器”也好，“新战法”也罢，绝大多数荒腔走板，没有实用价值，也基本没有走出过书斋，走下过纸面。
但至少，那个时候，少有人把西方的先进技术，仅仅视作“奇技淫巧”。
彼时的中国，面对科学技术已经走在自己前面的西方，心态依然是平和的，依然还是强者的心态。因此，可以从容吸取觉得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只是这种吸取的力度还非常有限。
西方对中国领先的幅度还有限，中国也并不真正了解这种领先的意义。毕竟，在发生中西对抗的时候，依靠地理和数量上的优势，中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解西方技术领先带来的优势。
无论如何，对外来的器物文明，彼时的中国，并不会发生“排异反应”。
彼时的中国，还没有经历自己无法理解的失败，还没有遭受这种失败带来的强烈刺激。
当终于剧痛于这种强烈刺激，不同体质的个体，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应激反应”。
日本的“应激反应”：抛弃这具为自己带来痛苦的躯壳，挣扎化蝶重生。
中国的“应激反应”：缩进这具躯壳的更深处，作茧自缚。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如果这种失败发生在明末，而不是清末，中国又将如何反应？
历史无法“如果”，关卓凡只能庆幸，自己做了一个历史投机者能够做的最正确的选择：加入美国的内战，并成为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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