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三月中旬以来，列宁的病情再次恶化，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于是便分几次向自己的秘书口述了遗嘱，他在遗嘱中写道：“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
同时，列宁还向同样正在休养的托洛茨基致电，希望能够化解两人在政治上的分歧。脾气暴躁的斯大林在得到这个消息后，不敢找列宁发泄，于是便向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打电话，在电话里叫嚣：“你这个老母狗，是你鼓动你的丈夫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我是列宁主义的忠实信徒，为什么却得不到领袖的信任，都是你，都是你！”
克鲁普斯卡娅义愤填膺，马上把这件事告诉了病中的列宁，列宁怒火攻心，马上把斯大林找来，当面告诉他：“无论如何我认为政治上的事情不应该牵连到家人，你侮辱了我的妻子，我们的友谊从此断绝吧。”
斯大林听到列宁说出这样的话，当然知道意味着什么，他隐忍着没有发作，而是向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当面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希望得到对方的谅解。
斯大林虽然鲁莽，但他不是傻子，他知道现在自己绝对不能和列宁决裂，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列宁一死他便有可能成为权力机关的主人，从而也成为党和国家的主人，要么便终生屈居三流角色的位置。斯大林渴望得到权力，非要得到全部权力不可。他的一只手已经紧紧地抓住了它。目的离得很近了，可是来自列宁方面的威胁更近。恰恰是在这个时刻，斯大林下决心立即动手，毫不拖延。他的同谋者遍地皆是，他们的命运与他的命运休戚相关。手边的得力干将就是药剂师雅戈达。
“据称在列宁垂危的时候，是斯大林从药剂师那里得到的毒药，并且亲手交给了列宁，但是真正的情况就无从得知了，有人说是斯大林毒死了列宁，还暗示医生放弃治愈的希望，也有人说是列宁忍受不了病痛的折磨，主动要求斯大林把毒药交给他。但臣以为，在这个关头，最高权力又是唾手可得的时候，斯大林是不会消极等待的。”赵秉钧把得到的情报向皇上禀报出来。
“但是在苏联有可能继承列宁位子的不只是斯大林一个人，托洛茨基在国内德高望重，是仅次于列宁的二号人物。”
“可是托洛茨基偏偏这个时候在高加索的苏呼米养病，只有斯大林一直守候在。”
关绪清轻叹了口气：“看来掌权者非斯大林莫属了。不过，智庵，你还要密切关注的形势，一旦有变，随时奏报。”
“喳。”
时隔仅仅三天，情况却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天一早，赵秉钧便带着一个满脸病容的外国人来见皇上，并介绍说：“这位就是来自苏联的托洛茨基。”
关绪清吃了一惊，前些日子还听说他在高加索养病，怎么这么快就来到北京了。
也可能是长途跋涉的缘故，托洛茨基显得既虚弱又悲哀，他扶着自己的眼镜流着眼泪说道：“列宁同志列宁同志与世长辞了。”
“恩，朕都听说了，现在你作为苏联的领导人之一应该到参加列宁的葬礼，为什么千里迢迢的来到北京呢？”关绪清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我我是来向大皇帝陛下寻求庇护的，斯大林是一个十足的阴谋家，是他制造了一切假象，为的就是要夺得苏联最高权力，现在他如愿以偿了，我担心他会以最高领导人的名义置我于死地，我们在政治上是不共戴天的仇敌。”
“什么？怎么回事？斯大林已经成功夺权了？”关绪清讶然道。
“是啊，就在前天，在苏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同志的遗嘱没有被公布于众，而仅仅是在中央委员会的高级领导人中传达，斯大林根据列宁遗嘱的建议提出辞职，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不同意，他们认为列宁同志的建议是不合适的，并一致选举斯大林为苏共********。显然，这是他们早就策划好的阴谋，阴谋！”
“何出此言呢？”
“当我听到列宁同志逝世的消息后，我派我的一个亲信秘书到，当他向医生们询问直接死因时，他们无所表示地把两手一摊。他们懂得，政治往住要高于医学。克鲁普斯卡娅往苏呼米给我写过一封十分诚挚的信；我没有就这个问题向她追根寻底，以免刺痛她。在列宁死亡这个问题上，仿佛笼罩着一股沉重的阴云。人们绝口不提此事，好象害怕引火烧身似的。只有易冲动而又健谈的布哈林在与人交谈时偶尔做些出人意外的奇怪暗示。凭着我对斯大林的了解，他是一个为了到达目的不择任何手段的人，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正说到这里，外交部长伍廷芳递牌子求见，拿着一封刚刚从发来的电报向皇上说：“刚刚担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的斯大林向您致电，邀请您于五月一日星期六参加列宁的葬礼。”
关绪清看了托洛茨基一眼说：“正好，你就随朕一同回去，有朕在没有人敢把你怎么样，朕倒要看看斯大林能玩出什么花活来。”关绪清心里有着另外一个打算，只要把托洛茨基放在苏联，就等于有了一个力量去制约斯大林，这种权力的制衡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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