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致远的论文是用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分析粉丝效应对电影票房的影响，而王飞跃却问他粉丝文化带来的负面效应，这本来是两个完全无关的问题，摆明是刁难人。
两个等着答辩的男生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笑容，等着看方致远的笑话；而两个女生则不由担心起来，同时在心里吐槽王飞跃，觉得他太过分了，故意刁难小远师兄。
李保国看了王飞跃一眼，满面笑容地看向方致远。他知道王飞跃是故意刁难方致远，但他相信以方致远的能力和水平，回答这种问题肯定很轻松。
方致远想也不想地道：“霍弗的《狂热分子》是社会学分析群体心理的经典着作，这本书被称为群众运动圣经，粉丝就是典型的狂热分子。粉丝是怎么产生的呢？用霍弗的话来说，替代自信信仰一项神圣事业，相当程度上是替代已经失去了的自信。夸耀神圣事业一个人越是没有值得自夸之处，就越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或他所参与的神圣事业。
简单的来说，如果一个人，既没有值得炫耀的过去，也没有值得期许的未来，他的人生就会陷入一种尊严虚无的状态，就会寻找偶像作为精神寄托。这个偶像可以一本书、一个品牌、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当然也可以是明星。
青少年偶像崇拜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因为青少年本身处于弱势地位，不管是在学校、在家庭，还是社会，都是弱势群体。大部分青少年既没有值得炫耀的过去，也没有值得期许的未来，家长又往往要忙生活，根本没有时间跟孩子沟通交流，因此他们感情上缺乏寄托，需要一个精神寄托，各式各样的就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
至于粉丝文化所引起的不理智、盲目、甚至是攻击性，这是普遍现象，不管粉的是明星，还是历史人物，甚至是某个品牌，只要形成粉圈，就一定会出现这些现象。
根源在于仇恨能够增加凝聚力。霍弗说过，共同的仇恨可以凝聚最异质的成分：如果大家有一个共同仇恨的对象，哪怕是敌人之间，也会产生一种亲近感，因而减弱抵抗的决心。炽烈的恨意可以给空虚的生活带来意义和目的。
其实不只是明星粉丝如此，宗教团体、企业，甚至国家都是如此。举个例子，华为和小米都是做手机的，手机是通讯工具，你觉得谁好用，就用谁的。可华为和小米不但粉丝会撕逼，两家的高管也经常在网上撕逼，甚至会引导粉丝下场撕逼。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撕逼会让粉丝变得更狂热，从而变成公司的忠实用户。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霸主，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没有任何国家是它的对手。为什么还要把中国和俄罗斯当成敌人？因为美国需要敌人。美国是个移民国家，由世界各地不同民族、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的人群组成。什么民主自由，什么普世价值，都不可能将这些族群有效团结在一起，但对敌人的仇恨会让他们团结一致。
粉丝现象不可消除，偶像崇拜更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同时只要粉丝以群体的形式出现，必须会出现狂热分子，必然伴随着撕逼，必然伴随着攻击性。不过我并不认为国家应该放任不管，相反我认为国家应该取缔和打击粉丝组织，尤其明星的粉丝组织应该坚决取缔，明星就不应该搞粉丝组织。”
李保国听完方致远的陈述，满意地道：“致远，你涉猎挺广的嘛，没想到连《狂热分子》这样的社会学着作都认真研读过。”
方致远澹澹地道：“因为我炒股，也炒期货，而炒股和炒期货赚机构的钱很难。机构都是有人的，不管利好、利空，他们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要赢他们实在太难，赚的往往是散户的钱，而散户是个庞大的群体，像《狂热分子》这种研究群体心理的着作自然在我的阅读范围之内。”
就在这时，黄正堂教授抛出了第二个问题：“说到粉丝效益，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就是明星的高片酬。最近两年明星片酬飞速上涨，引发了大众不满，网络上有很多人要求国家限制明星片酬，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方致远飞快地回答道：“我认为天价片酬本身没有问题，符合经济规律。中国演艺圈和欧美的演艺圈一样是明星制，在这种制度下，明星片酬高是一种必然出现的现象。就像一家普通的水饺店一年收入可能就几万块，或者几十万，而大娘水饺年收入15亿，你不能说大娘水饺不对，凭什么别人的收入几万，而你的收入是十多个亿。
在八十年代，劳动经济学的代表性人物舍温-罗森就对明星现象进行了关注，并发表了“超级明星经济”的论文。他说，超级明星的巨额收入并不是社会活动中捉摸不定的现象，而是可以预测到的经济力量作用的结果。
我们国家出现明星天价片酬，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市场足够大，我们拥有13亿人口，就算1人1块钱，就是13亿；其次是大量的热钱涌进影视圈，推高了明星片酬，主要是地产资本、金融资本和互联网资本。就在前不久，马芸收购了文化中国开始大规模进军影视行业。在这两个原因的加持下，明星天价片酬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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