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上次返京之后，却根本没回家，也没回农场就业，而是在社会上游荡了两年。就是因为这样选择，才造成了他与父亲两个人的终身遗憾。
而这一次，他绝不会让旧事重演。
洪衍武提溜了下鼻子接着往下数。
这张“炼钢五元”，其实已是他手里最大面额的钞票。此外，他手里剩下的就是些毛票和分币了。
别说，这些票证可是好久没见过了。而在这些钱币中，他瞅着最新鲜的，莫过于那张绿色的五分钱纸币。不要说票面上的军舰图案，就连世上曾存在过这种面额的纸币，他都几乎忘记了。
其实像这种纸质分币共分为三种，一分，二分和五分，它们都属于一九五五年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由于第二套人民币大部分已经被回收停止使用，市场上也仅余这种小额的纸质分币尚在正常流通。其实，这种小额分币一直到第三套人民币退出流通市场时也还能见到，不过那时也仅剩下最常见的黄色一分纸币了。
很快，剩下的散币数完了。纸币有三块五毛五分钱，另外就是一毛三分钱的钢蹦儿了。连同五元大票加在一起，一共八块六毛八分钱，这就是他身上所有的现金。别说，这数儿还挺吉利。
点完了钱还有粮票。
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们可以很自由地购买食品，但在这个年代，要想购买任何食物，几乎都必须出示粮票，后世有人把粮票形容为“吃饭护照”，也有人叫做“第二货币”。其实粮票的重要远远超过真正的货币，应该叫做“生存护照”“第一货币”才对。要是没粮票，即使有再多的钱，也能把人饿死。这绝对是票证年代的特殊情况。
洪衍武手里的粮票都是茶淀农场发的。虽说农场早出了京城范围，可仍隶属京城劳改局管理，所以所发的票证也都是京城粮票，倒是不存在异地不能使用的问题。他在探亲假期内，可全得靠这些票证填肚子。
要说起来，粮票这种不到火柴盒一半大的小纸片，可要比人民币更多种多样。这都是因为当时人们的饮食划分是主食多于副食，副食里又以青菜为主。所以人们肚子没油水，导致了粮食需求量大。而粮食供应里粗粮又多于细粮。所以粮票就变得五花八门起来。以京城为例，这时的供应比例是二成大米，四成白面，四成玉米面，被老百姓们戏称为“二白一黄”。
洪衍武点完的粮票一共是十二斤三两。其中米票一斤半，面票五斤一两，剩下的就都是粗粮票了。除此之外，还另外有一张二两油票，这可不是后世那种给汽车加汽油用的，而是去粮店购买食用油用的。
至于那把旧钥匙……
洪衍武还真是想不起来了。
这俩烟屁股？
去，什么玩意。
洪衍武一抖手，义无反顾弹掉了俩个烟屁，只把半盒火柴揣回了兜里。可刚扔完，他也想起来了。
别说，劳教的时候，他还真有过这种爱好。
原来，那时的洪衍武最喜欢替管教干部打扫办公室，由于积极的态度还受过表扬。可他的目的却并不这么简单，其中的真正缘故是因为盯上了簸箕里的烟屁股和干净信纸。为的是把烟头里的烟丝掰出来，制成用手“拧”的“烟卷”，俗称卷“大炮”。
农场不让教养抽烟，洪衍武只有抽这种手工卷成的“大炮”过烟瘾。这事儿没人知道，为了保密他连陈力泉都没告诉。
他也不觉得抽烟头有什么难堪。什么时候办什么事儿，好歹比别人没烟抽强。而且通过这事他还了解到，管教干部们把烟头都抽得奇短，这让他比可怜自己还可怜他们。那扔了的俩烟屁，恐怕是他藏在身上的“纪念品”。
总之，他目前的财产已经数清。人民币一共八块六毛八分钱，粮票合计十二斤三两，二两油票，半盒火柴，一把钥匙……
哦，不对。洪衍武忽然想起身后广场的地上还扔着一个铺盖卷。
他掉头一路找回去，却发现原地只有烟头和纸屑，那又脏又破，油叱麻花的铺盖，此时却居然不见了。
是被扫垃圾的扔了？还是被别人拿走了？这玩意还会有人要？
得，丢就丢了吧。他干脆放弃了寻找。
1977年的京城气候不比后世，楼少车少，也没什么温室效应，三月底还非常寒冷。一阵小风刮过，跟小刀子似的。洪衍武不由打了个寒战，还真有点儿瑟瑟发抖。
他身上并没穿劳改农场的黑色衣裤，棉袄棉裤外面的罩衣是一身洗得发白的人民装。他的屁股、膝盖、胳膊肘都打着补丁，脚上穿了一双破旧黑色大棉窝，鞋帮已经露了棉花。如果搁三十年后，他这一身打扮绝对是丐帮不外传的法宝，弄不好能混上个六袋弟子，可在这年代却并不引人注意。他站在广场上，如同绿草中的一片叶子，毫不起眼。
这并不奇怪，衣服打补丁在这缺吃少穿的年代太普遍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当时的社会就是这种生活水平。大家都是一样的浸透汗水、打着补丁，所有人一起引领着朴素的潮流。
除此之外，“十年运动”还导致了共和国服装的“一元化”，全国人民都一个样儿。要说服装颜色，几乎全是蓝色（包括青黑色）、军绿色（包括军黄色）灰色这三种“老三色”。服装款式也不过是军便服、干部服、工作服（青年服）这些“老三服”。这些衣服可谓席卷全国，男女通穿。而因为这种抹杀个性的政治化服装时尚，共和国人民被西方人讥称为千篇一律的“蓝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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