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昌十五年，即公元546年，没有了原时空里高欢死磕玉璧城，北方朝堂上最引人注目的也不过是高澄将雍州刺史陈元康、秦州刺史王思政、并州刺史潘乐三人互调。
改陈元康为并州刺史、王思政为雍州刺史、潘乐为秦州刺史，以防王思政与潘乐在秦、并二州坐大。
由于陈元康坐镇晋阳，高澄也随即将汾州刺史辛术、以辛术接替高隆之工部尚书一职，晋州刺史薛修义则与华州刺史对调，出镇华阴，即前些年的玉璧城。
北方既无天灾，百姓又未受横征暴敛，总体较为安宁，随着太昌元年生人成年，陆续分配到田地，关东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预计等到明年，太昌二年的婴儿潮高峰生人成年，关东生产力能得到完全恢复。
而关陇地区经过五年的发展同样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相较于元魏的安宁祥和，南方明显就要热闹得多，各类消息都有。
首先是南梁方面，建康朝堂爆发一件骇人听闻的大事，尚书左丞贺琛上疏直言萧衍四项恶政，其一苛捐杂税繁多，民不堪命；其二放任官员贪腐，穷奢极侈；其三幸臣恃势弄权，擅专威福；其四广建庙宇奇观，劳民伤财。
《管子·明法解》云：‘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势也。’
萧衍开国四十四年，威势极重，众臣并非不知道如今江南积弊之深，矛盾之尖锐，却不敢明言，萧衍多年来一直沉浸在江南无内乱的假象中。
虽然被宇文泰袭取了益州，但其纳表称臣，颜面上也能过得去，再兼陈霸先平定交、德、爱等诸州叛乱，又有罗州（化州）刺史冯融儿媳，高凉（广东高州）太守冯宝之妻，岭南俚人首领冼英收复海南，这些好消息，似乎也在印证萧衍的看法。
若非高澄在北方大练水师，只怕今年萧菩萨又要舍身同泰寺出家。
不过也就在这年四月十四的时候，同泰寺浮图失火，佛塔被毁，萧衍下令重造十二层浮图，这也是尚书左丞贺琛毅然上疏的直接原因。
萧衍收到奏疏后，可以预见心情不会太好，毕竟有人将他从美梦里唤醒，但他并未因此将贺琛治罪，反而待其更为信重。
萧菩萨老归老，也会因为住在深宫，不晓得民间真实情况，而被假象蒙蔽，但他并未老糊涂。
侯景围困台城时，假意请求和谈以拖延时间，太子萧纲欲从其请，萧衍便曾说‘你自为之，莫使后人笑耳。’即你要干便干，只是别让后人笑话，他一眼就看穿了侯景的真实目的，只是内心抱有一丝希望，才放任萧纲接触侯景。
其实萧衍的过错并不止以上四条，另有一项贺琛没敢提，即放纵宗室。
使岭南地区陷入六年动乱的萧咨，如今尚且身居卫尉卿的紧要职位，便是最好的例子。
当然，最大的恶政并非这几条，而是货币市场的混乱，私币肆意流通，导致物价沸腾，于是萧衍在年初下诏全国通用足陌钱，以百日为限，百日后若还有人不使用足陌钱，则要被罚作三年劳役，男子被罚去边疆，女子以身抵押劳役，由家人赎买。
诏书颁布以后，士族豪强囤积足陌钱，市面能够流通的足陌钱便随之减少，而不使用足陌钱，又会被罚三年徭役，于是在南梁，仅三十五文的足陌钱，便能当百文使用。
而此前囤积居奇的士族豪强们，更是借此大发横财，而最终承担这一苦果的，可不就是底层大众。
其实萧衍哪怕学高澄把佛像全给熔了，都要满足市场所需钱币，结果也好不到哪去。
北方士族是被小高王整怕了，断然不敢囤积大将军五铢钱，借此掠夺民财，毕竟你通过这种方法，赚得再多，最后一场抄家，获利连带祖产全数归了国库。
但南方士族不同，他可是萧菩萨呀，对宗室、对士族始终怀揣着一颗菩萨心肠。
强制民间使用足陌钱，又不对士族囤积钱币加以遏止，三十五文便能当百文使用，任由士族豪强以合法手段肆意掠夺民众财富，如今南梁民间是个怎样地景象，可以想见。
当然，也许萧衍根本就不知道士族豪强们囤积居奇的事情，哪怕是贺琛这种直臣，也没敢提半句。
蜀地方面，虽然治理已经步入正轨，但宇文泰在政务上最为倚重的王佐之才苏绰，因积劳成疾于成都病逝。
仓促入蜀，已经有如此局面，苏绰在施政上的各项建议，可谓居功至伟，称得上是为宇文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至于打压蜀地原有汉人，也是无奈之举，作为外来的第三方势力，要想满足麾下的利益诉求，总不能联合只占人口少数，却占利益大头的南方汉人，去打压占据人口多数，仅占利益少数的僚人。
就僚人所占的利益，哪能够满足武川鲜卑与北地汉人的需求，而且对于现在的蜀地来说，稳定僚人远比稳定南方汉人更重要，他们才是这一时期蜀地的主体民族，至于治理，不还有随宇文泰南下的北地汉人么。
饼在短期内就这么大，外来势力必然要侵占原住民的利益，宇文泰不存在如萧纪一般缓和汉、僚矛盾的选项，他若是对汉、僚都施以安抚手段，保护他们的利益不受北地汉人与武川鲜卑的侵害，也许武川豪杰与北地汉人们，便要另行推选新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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